2011年6月14日的杭州，倾盆大雨。

下午两点，支付宝股权变更说明会在淘宝总部六楼会议室举行。

发布会上，刚从美国回来的马云穿着蓝白条纹短袖，面对着挤爆全场的六十多家媒体，不停地做着强调的手势。尽管一向演讲能力出众，马云却连连口误，但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听到了那句：“虽然不完美，但是唯一并且正确”。

两天后，马云在微博中引用《狂人日记》表露心声：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

事件起因是，一个月前雅虎发布了一则震动市场的公告，将马云转移支付宝股权一事告白于天下。

公告中称，马云没有获得董事会批准就把支付宝转到了自己控股80%的内资公司名下，并且切断了阿里巴巴对支付宝的控制协议，而作为大股东之一的雅虎，对此毫不知情。

消息一出，雅虎股价暴跌7%。

当时的马云正在美国洛杉矶参加D9数字大会，《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卡拉·斯韦什尔在会上，对他发起了尖锐的诘问，甚至用“偷”形容他的举动。

国内舆论也顿时哗然，众说纷纭。有人认为马云为的是逼宫雅虎转让股权，有人怀疑马云的道德问题，也有为支付宝摆脱外资而叫好。

鲜花与鸡蛋齐飞，咒骂与掌声乱成一片。

“契约与产权一道构成市场经济的基石，践踏契约原则就伤害了市场之本”。

“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有人为一己私利，不顾把全行业拖下水。愤怒，无语”。

“强盗抢占了别人的财产，破坏了我们的国际信用，却要全体中国人买单”。

国内“倒马派”中呼声最高的代表人物当为著名媒体人胡舒立。她第一时间站了出来，发表社论《马云为什么错了》，把支付宝股权转移形容为“偷天换日”、恶意侵害股东权益。

文章认为，作为业界代表人物，马云的低级错误严重违背契约精神，给中国经济、中国企业形象带来了极坏的负面印象。

那些已经拿到或者正在争取外资的互联网同行们也是人心惶惶、叫苦不迭。代表主流舆论的各路媒体、投资人、业界大咖们群情激奋地把马云架上了批斗会，质疑他借支付牌照之名，堂而皇之违背商业伦理，拖行业下水。

一向从容自信的马云不淡定了。

在给胡舒立的跨洋短信里，向来善于表达的他，诉苦般回应：大姐，我能怎么办？支付宝出问题了我是要坐牢的。

看似天马行空大无畏的背后，马云从来都是小心翼翼的人。

当年他前往美国替杭州市要账失败，在西雅图第一次见识到了互联网。当对方让他试试敲键盘输入时，他却不敢碰电脑：因为怕给人敲坏了，很贵的东西。

这是自己的“便宜”，不能建立在别人吃亏的基础上。

1995年，杭州一家电视台安排五六个人“偷”窨井盖看路人反应。当其他人都绕着走，不想惹事的时候，只有马云站了出来。来回几趟找不到可以助阵的人，于是他折返回来，一只脚踏着自行车，一只脚点地的停下来，大声呵止“偷”者：你们干啥呢（这句话我猜的）。

一只脚踏着自行车，是因为对方“兵强马壮”，要是跟他干，他肯定干不过，所以他一只脚踏着自行车，以便随时发动：“如果他们冲过来，我肯定逃了”。

这是敢于做好事，但也要懂得保护自己。

自己的“便宜”，不能建立在别人吃亏的基础上；敢于做好事，但也要懂得保护自己；总结起来就是，希望我们都好好的，这是马云的底色，但很多事，事与愿违。

人在江湖，都有身不由己时。

2004年1月，世界各国政要齐聚的瑞士小镇达沃斯白雪皑皑，一年一度世界经济论坛在此举行。第四次赴会的马云心事重重，因为他正为建立自己的“支付系统”而犹豫不决。

那时，中国的金融行业还相当封闭，银行业还在经历股份制改造的阵痛。国家小心翼翼，电子支付牌照遥遥无期，支付与诚信机制的落后禁锢着电子商务的发展。马云强烈地希望建立一个支付系统解决这一问题，但他所面临的，不仅仅有技术的风险，更有法律和政策的瓶颈。

此前，他接触大量金融机构不断并尝试与之合作，试图以无风险的方式建立起支付系统，但都无功而返。

达沃斯论坛中，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又燃起了马云心中的火焰。当天晚上他就给国内打电话：“立刻，现在，马上启动支付宝。”

他说：“如果要坐牢，我去！”

那一刻，他超越生意和商业的思维，也超越个人的得失，重新定义了“支付宝”这件事，也重新定义了自己。

2010年年底，在提交支付牌照申请前一天，央行特意向所有申请人发函通知：如果有外资协议控制请重新申报，如果没有外资协议控制的，请公开声明。

当外界的目光都集中于行业龙头、外资控股70%的支付宝身上时，马云读懂了“通知”的潜台词，开始为支付宝“没有外资协议控制”运筹帷幄。

事实上，在此之前，马云就有预感到问题所在了，阿里董事会围绕于此的磋商已经历时数年。

但直到“通知”下发，分歧依旧无法调和。

只剩下阿里这块优质资产的雅虎仍旧坚持以外资绝对控股身份申请支付牌照；软银孙正义则提议成立支付宝内资公司进行VIE控制去碰运气。

最后磋商的环节，雅虎先是强烈反对转移支付宝而后干脆不再表态，软银孙正义更是一谈到支付宝就直接回避。

所有决策压力，最终落到了马云一人。

不少业内人士也认为，支付宝可以凭借现状倒逼监管层继续默许外资身份存在。因为按照当时政策，外资拿牌照的窗口并没有完全关闭，“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规定，报国务院批准”。

监管层也无法判断一刀切所带来的后果。

多年以来，极度依靠资金的互联网行业一直仰赖海外投资人的支持，众多优秀互联网企业基本只能选择海外上市。在外资被限制进入电信增值业务的情况下，催生出了一个以协议控制取代股权控制从而绕过监管的行业潜规则——VIE架构。

但马云知道，支付宝规模越大，越不可能“外资控制”。

经过与央行一句一句的沟通，他已经确定，要顺利申请支付牌照，只有取消VIE协议转为内资这一条路。

“必须百分之百合法”。“假如没有拿到牌照，支付宝将变成一家非法经营机构，后果也将不堪设想。”

软银、雅虎不支持，认准了只有华山一条路的马云，决定独自上华山。

冒着得罪所有人的危险，他做出了那个极度艰难的决定：单边终止支付宝的VIE，对雅虎、软银进行补偿，向央行表态支付宝没有外资协议控制，从此完全确立支付宝内资身份。

一边倒的批斗声浪中，只有快人快语的史玉柱站出来说：“恭喜支付宝回归中国”！

2010年12月1日，在马云的艰难决定后，支付牌照申请的细则出台。

次年5月，第一批支付牌照出炉，多年悬而未决的第三方支付企业身份问题终于有了结果。

“我刚刚改过来，央行马上发文。央行一年都不发给你证件，改过来马上就发给你了。这还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随着行业龙头支付宝的牌照问题解决，互联网金融时代全面开启。

2013年，以支付宝为核心的小微金服（即后来的蚂蚁金服）成立，并宣布马云占股不超过7.3%。CEO彭蕾在给员工的信中坦言，“从第一天开始，就没有、也绝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人，如外界所描述的那样，把支付宝装进自己口袋里！”

2014年，阿里巴巴赴美上市成功。

2018年2月，阿里巴巴用补偿的“利益分享”权利重新换回蚂蚁金服三分之一的股权。

至今，蚂蚁金服已是估值超过万亿的巨无霸，持有阿里大股份的软银、雅虎，自然也因其发展获得巨大的商业回报。

当初的不愉快，最终也算是皆大欢喜。

而若没有马云当年“践踏契约原则”地把支付宝合法化，今天的这一切，或许都已只是“往事不要再提”。

伴随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在诸多产业上与美国的必然相遇。多年来悬在监管层和产业界头上的经济安全问题，日渐隐忧成了现实。

比起芯片和5G领域的炮火喧天，横跨两国资本市场的互联网产业稍显风平浪静。但其中的暗潮汹涌，从“支付宝股权转移事件”到现在，一直没有消停。

2016开始，监管层连续两次罕见发文力推VIE结构企业回归。

特朗普上任后，美国国会和商务部不断收紧对中国企业的审查。

今年5月24日，中芯国际宣布将在纽交所退市，尽管公告称是因为严格的监管和高昂的成本，但在特朗普对中国高端制造越发敌视的敏感时刻，还是引发诸多联想。

周鸿祎在谈及中芯退市时，也再次强调了360当年为什么必须拆除VIE架构：“解决了身份问题，才能承担抵御外国网军的责任。”

而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独家新闻，最近，平安集团旗下子公司金融壹账通与壹钱包合并落空。该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央行反对境内支付机构的VIE架构。

如今回望当年，如果当初占据半壁江山的支付宝不做彻底的中资化改造，以外资控制身份获得了牌照，那今天的不少支付牌照可能都已在外资手里。反之，若因外资身份而没能获得牌照，中国或许也就不会有今天领先全球的线上支付成就。

也就是，如果马云当初不去背那个骂名，做那个艰难的决定，中国的线上支付一定会是另一样子，而且，多半是，不如现在的好。

这让人想起那句鸡汤：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无非是有人在负重前行。

“一生中总有那么一些时刻，我们需要鼓起勇气去作选择。而这些选择不仅不符常理，违背理性，甚至离经叛道得罪亲友。即便如此，我们可能还会一意孤行！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决定，我们做了最该做的事。”

对马云来说，那就是一次这样的负重，这样的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