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说钱。作者：我是钱哥

“祸”从口出

11月18日下午，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上海某论坛的一段话引发了轩然大波。

他说，“如果中国所有女生找男人的标准，都是这个男人必须会背唐诗宋词，那全中国的所有男人都会把唐诗宋词背得滚瓜烂熟；如果所有的女生都说中国男人就是要他赚钱，至于说他良心好不好，我不管，那所有中国男人都会变成良心不好，但是赚钱很多的男人，这正是现在中国女生挑选男人的标准。所以，实际上一个国家到底好不好，我们常常说在女性，就是这个原因，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才导致整个国家的堕落。”

很快，各种断章取义的文章——类似“俞敏洪：中国女性堕落导致国家堕落”——铺天盖地而来，矛头齐刷刷对准俞敏洪，表现出1937年抗日时全民团结一致对外的高度凝聚力。

其实，俞敏洪的核心意思很简单：

中国部分女性择偶唯金钱至上，而忽略财富来源是否合法、是否道德，驱使追求她们的男性唯利是图，这导致了国家的堕落。

我们不妨打个比方来解释一下：择偶就像一场考试，如果考试总成绩不只看分数，而是综合考察道德品行、运动体能、价值观等等，那么相信很少有人一味死读书；而如果规定只看分数，其他不问，那么高分低能、成绩好品行差、考试作弊一系列问题不就都出现了吗？

两种标准，哪个更容易培养出好学生呢？显然是前者。女性择偶同样如此，一套好的标准更有助于选拔好的丈夫，而随着这套标准的社会普及也能更好地塑造国民。

恰如俞敏洪所说，如果女性要求男人必须有文化、有品位才结婚，那么男人就会读书养性来雕琢自己；如果女性要求男人必须有钱才结婚，那么男人就可能以不择手段地捞钱为奋斗目标，而忽视人格、文化上的自我改造和提升。

如此看来，这个结论是不是有些道理？

“女性”变了

我们可以通过民国和当今女性择偶标准对比，来观察中国女性择偶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先看一下1931年7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登出的《一般女士征求如意郎君的标准》：

一、面貌俊秀，中段身材，望之若庄严，亲之甚和蔼；

二、学不在博而在有专长；

三、高尚的人格；

四、风姿潇洒，身体壮健。精神饱满，服饰洁朴；

五、对于女子的情爱，专而不滥。诚而不欺；

六、经济有相当的独立；（不是指财务自由，而是有稳定收入）

七、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

八、有创造的精神，有保守的能力。

我们看到，除了要求相貌俊秀略显苛刻之外，其他并无过分的指标，完全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挑出如意郎君。而且，必须承认，女性择偶标准，是在很大程度会影响男性价值追求的。

事实上，我们通过一些文学作品和史实，也确实能看到当时女性的择偶标准，对男性的个人塑造方面效果显著。

在老舍小说《我这一辈子》中，男主角福海娶的第一个老婆非常势利，嫌弃他做个巡捕挣钱少，导致他多次产生利用职务捞好处的念头，险些渎职犯法；第二个老婆非常懂事，他就没有特别大的赚钱压力，工作上没有贪污受贿捞外快，家庭也一团和气。

而我们再来看一下2017年很火的北京女子相亲价目表，可谓是有天壤之别。

北京户口、北京房产、学历，成了三大标准，与民国女性择偶标准相比，好男人的要求淡化了，有钱男人的硬性条件加强了，这被一些人讽刺为“她们只是想要房子和汽车，而不是男人”。

中国某些女性这种物欲至上、拜金主义、金钱就是幸福的思想流毒八荒，以致于贪官富豪养小三、奢侈消费蔚然成风，而这其中很多人则是通过贪赃枉法、非法致富来供养情妇的。更可怕的是，受此影响的青年失去理想，失去社会责任，一切向“钱”看，几乎人人沦为贪财好利之徒。

从女星嫁入豪门婚后不幸到当小三被遗弃，无数个冷酷的现实已经证明：以权势和金钱为标准，挑不出如意郎君。但仍有不少女性心存一步登天的野心：男性应该有房有车、有权有势，然后自己通过结婚实现人生躺赢。

她们或许没有反思过，正是无数个她们这样物（利）欲熏心的人，使得女性在有权势男人面前逐渐失去尊严、失去平等，最终才导致爱情、婚姻不幸的。

正是这些人的堕落，引发了社会价值观的扭曲，而社会价值观的扭曲，又把无数人拉进堕落的行列，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当下，骂俞敏洪的声音不绝于耳，他的表述确实容易引起女性的反感。俞敏洪也道歉说自己要表达的是“女性强则男人强，则国家强。”

说中国女性都堕落了，我们是不同意的。但是老俞指出的现象却不能否认，择偶中的拜金主义倾向不存在吗？难道真的没有人堕落吗？

支持俞敏洪老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