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小学·杭州——2018年5月16日，一个五年级小学生，在家长和同学的注视下，发表了两分多钟的《我的梦想》主题演讲。

在演讲中，他毫不避讳地宣称“我的梦想就是发财”，这个与众不同的梦想，让他的演讲迅速爆红。

这次家长自发组织、没有官方参与的活动，一个阳光少年发出了内心的呐喊。这一刻，谁敢说中国青年没有梦想？

理想这个词，是长期把我们的梦想绑架的。

在那些理想满天飞的年代，中国的青年，或者说中国人，是不敢有梦想的。我们有的，是集体理想。

理想在人们的意识中，往往比梦想更强调思想觉悟、集体服从和目标长远。这种环境下的理想表白，或多或少掺杂了集体意识绑架下的盲从和虚伪。

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崇高的表达”，从来都忽略了理想的个人主义色彩和自由追求意志。

梦想是什么？就是做梦都想，是发自肺腑的真实愿望。

在美国，小孩子可以毫无压力告诉你，他的梦想是做一名伐木工人、园艺工匠。而在我国，这样的回答会招来没出息的鄙夷训斥。

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的个人梦想都被集体理想淹没，个体存在意义的探讨、个人幸福的实现都长期缺失。更可怕的是，我们在这种强大的压力面前被迫迎合主流价值观，打磨掉个性寻求合群。

这在我们的职业观上影响尤其明显，我们都向往公务员、白领这样光鲜体面的生活，不愿从事“被人看不起”的服务业。结果呢？

我们的青年就是被这样耽误人生的，我们不明白“我为什么而活”、“我为谁而活”以及“怎样才能活出我想要的人生”，这是我们人生迷茫的根本。

一个小学生的梦想坦白，教会了无数成年人去思考人生的意义，这话没毛病。

中国人是耻于谈钱的。

这种清高，有着对金钱的鄙视。在《世说新语》中，有个叫王衍的人，就不屑于说钱字，实在迫不得已只好把钱称作“阿堵物”，就是嘴里不说出“钱”字。

这种清高在士大夫中很流行，不仅平时不谈钱，连收受贿赂都很少送钱，而是送珠宝古玩字画这些等价等值品。

中国上流社会不仅耻于谈钱，还经常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时候，将精神追求放在更高层面，而忽视甚至否定物质需求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比如苏轼就曾写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他的这种淡泊备受追捧。而清代的诗人袁枚，因为生财有道反而备受诟病。

这种“讥富捧贫”的畸形心理，和建国初期竞相攀比贫穷别无二致，都是穷开心，还严重阻滞了商业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

梦想是发财，这种叛逆的理想，是个性开放和思想自由环境下的理想解放。这种反叛和解放，是对中国传统理想的修正。

在一个社会财富急剧分化的年代，我们高唱“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是在迷惑普通人的价值观。面对买不起房、娶不起媳妇儿的大批年轻人，不如来句“去TM的诗和远方，劳资只要钱和女人”来的直接，来的痛快。

梦想就是发财，这是一种上进的心态，一种务实的心态。对金钱的渴望，对财富的追求，非但不是理想的堕落，反而是人类社会的进步阶梯。

挣更多的钱，对于白领来说，意味着要更加努力工作；对于企业家来说，意味着要创造更多利润；对于工程师来说，意味着要研发更先进的技术；对于教师来说，意味着要提高教学水准······

有比钱，而不是道德、主义、职业操守，更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吗？

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这就是商业社会的本质。正如傅雷所说，既然生活在金钱世界中，就不能不好好地控制金钱，才不致为金钱所奴役。

谈钱未必伤感情，没钱却必定伤感情。假如我们赚钱的速度，慢于父母衰老的速度，我们拿什么去保障父母安享晚年？

正视钱的地位和作用，我们不必再羞羞答答跟领导暗示涨工资，可以光明正大地要求加薪；我们不必再纠结于熟人之间的金钱往来，可以名正言顺地催债借钱。

谈钱有什么可耻的？没有物质支撑的理想才可耻。

发财就是理想，或许并不高尚，但很现实。

卢梭曾说，金钱是保持自由的工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强调，金钱会把一切不平等削平。

实现自由和平等，难道不是中国梦的题中之义吗？肯定是，那么中国的梦想也应该是发财。

然而曾经的我们，沉湎于集体理想不能自拔，迷失于精神清高不切实际，我们该醒悟了。

中国经济要腾飞，中国人民要发财，这就是中国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